“海水旋流倭国野天文共戴福州城”

友好的国际交往中央王朝历来以泱泱大国的恢宏气度，善待来华从事朝贡、贸易和交往的使节、商人、僧侣及文化人。福州作为华夏滨海地区、海外交往的前沿，一贯遵从王朝诏令，本着儒家的亲善怀柔理念，热情友好地对待海外来客。 史书关于六朝以前海外各种来华人员的记载极少，相互交往的情况难以确知。《续高僧传》载，陈永定二年（558年），从梁代起来华的古印度高僧三藏法师拘那罗陀（华名真谛）抵达晋安郡，挂锡晋安佛力寺，与该寺僧人校对译经，两年多中译校多卷，64岁离开晋安郡往闽南梁安郡（南安）。当时律学名僧智文法师讲经晋安，听者甚众，史称“讲译都会，交映法门”。可见当时福州作为都会，来往外僧众多，文化交流频繁，且相处融洽，研讨切磋的气氛浓厚。 隋唐以后，福州的海外贸易逐渐兴起，中唐以后更成为海外交往的重要口岸，不仅有“船到城添外国人”之繁，而且有“市井十洲人”之众。贞元二十年（804年），日僧空海法师一行入唐，船行遇风漂流到福州长溪县登陆，受乡人救助后，观察使即安排他们到开元寺安顿、修习，后又派人护送去长安。唐元和八年（813年）史载福州“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因为来闽番客日增，数量众多，以至影响社会风俗。晚唐大和八年（834年），文宗下诏令：认为“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悦。”同时命令“岭南、福建及扬州番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朝廷宗旨十分明确，指示对南海番舶应当接以仁恩，以示绥怀，体现盛唐朝廷的大度与宽仁，故而大大促进海外贸易与交往。朝廷对外商的优礼态度和开放政策，极大地鼓励了外商贸易和番僧传经。大中七年（853年），日僧圆珍到福州，也入开元寺就天竺僧般怛罗学习悉昙，可知寺内已有各国僧人修习、交流。福州官民认真执行朝廷旨意。此外，唐诗称“宾府通兰棹，蛮僧接石梯”，“潮回廉使宴，珠照岛僧归”，表明当时福州还有专门接待外僧的宾馆僧舍，观察使还曾亲自设宴款待归国的高僧，并馈赠礼物。 唐末五代，王审知治闽，更下令“尽去繁苛，纵其交易，关畿廛市，匪绝往来”。社会上“竞敦廉让之风，骤睹乐康之俗”，良好的社风民俗也激励海外商使来华，促进贸易的繁荣兴盛。为了保障对外贸易发展，王审知还专设“榷货务”管理外贸，令张睦专责“招徕海中蛮夷商贾”。这项主动招商政策，大大推进闽王国的外贸外交活动，出现货物充斥，填郊盈郭，商贾拥挤，摩肩击毂的现象。不仅在经济上取得“资用以饶”的效果，而且海外各国也纷纷“来集鸿胪”。 宋代，朝廷认为外贸有助国用，因此实行“开洋裕国”政策，“使商贾懋迁，以助国用”，并且把南方视为“天子之南库”，这就更有力地推动福州的海外贸易和国际交往。福建市舶司还专程“差人前去罗斛、占城国，说谕招纳，许令将宝货前来役（投）进”。主动招商、积极引进的活动，效果是明显的。福建转运使也曾多次派遣海商赴高丽贸易。福州因此经济全面发展，外贸更加繁荣，成为“闽海都会”，出现“海舶千艘浪”、“百货随潮船入市”的兴盛局面。 宋代移居福州的蕃人仍多，当时诗人有句曰：“海角人烟百万家，蛮风未变事堪嗟”，表明福州人烟稠密，社会风习因入居的外国人增多而受到濡染。当然，“蛮风”的存在也反映福州人包容海涵的文化气度。 宋代定居或暂住福州的阿拉伯人、西方教士，在当地传播伊斯兰教和摩尼教。宋代高丽王朝欢迎中国商人前往贸易，于王城外设馆“以待中国之商旅”。“贾人之至境，遣官迎劳。舍馆定，然后于长龄（殿）受其献，计所值，以方物数倍偿之”。统治者向闽商换取缎绢和建本书籍，宋廷还通过闽商转达双方修好和交流的意愿。 元代，朝廷继续推行积极的国际交往政策，忽必烈诰谕海外各国，“诚能来朝，朕将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还组建“海船水军”，以保障航道安全。因此进入福州的中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数量大为增加，南台地区出现许多“舌人象胥蕃客之馆”。福州城内还修建了伊斯兰教徒礼拜的清真寺（真教寺），其宗教活动也十分活跃，对福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影响。宋代朝廷编修《元宫宝藏》，下令将摩尼教经书编辑入藏，摩尼教（明教）信众增加，重又趋于流行。 明朝从朱元璋开始重视市舶之利，中外交往因之频繁，不久因倭寇入侵转行海禁政策。明成祖朱棣登基后，布告天下，宣扬德政，为显示天朝的富强仁明，“宣德化而柔远人”，遣使向海外昭告，并委派亲信近侍率领大型船队下西洋巡访，以“厚往薄来”礼仪建立亲善邦交。使团所到亚非各国，均受到热烈欢迎。“其所覃恩颁谕之物至，则番王、酋长相率拜迎，奉领面去。举国之人奔趋欣跃，不胜感戴。”随后他们也“各具方物及异兽珍禽等随宝船向王朝进贡。由此引发了随后西洋、南洋十六国遣使一千二百多人贡方物至京。”这些贡使都从福州港口登岸或出港，受到福建市舶司与地方官员的热情接待。后有许多福州人到古麻剌郎国经商，久住并娶番妇。永乐六年（1408年），渤泥国王率亲属、陪臣来华，驻泊福州港，明廷“遣中使偕礼部官往迎劳之，所过诸郡皆设宴”。永乐十六年（1418年），古麻剌郎国国王率家属、陪臣来朝，受敕封并赠送大量贵重礼物，“归次福州，病卒”，朝廷专门“敕葬闽县”。 明初王朝与琉球建立宗藩关系后，发展起封贡交往与贸易活动，终明之世朝廷册封琉球共15次，双方友好往来，维持500年，直至晚清（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为止。由于郑和下西洋到访30几国，招徕亚非国家来朝，各国“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陆续“遣使领赍，附随宝舟赴京朝贡”，引发中外文化交流浪潮。使者从福州登岸后，由福建市舶司接待，并由福州地方官派员沿驿道护送到京，嗣后回头又由兵部派员送到福州，出港回国。为接待琉球国贡使，市舶司特在福州水部门外河口地区建立“怀远驿”（后改柔远驿），又设进贡厂，以接待使团人员并存储货物。弘治十一年（1498年）还在河口尾开凿直渎新港，直通闽江以便番船进出。 明代琉球派出留华的官学生和民间的勤学生，“学文司礼事”，或学习专业知识与生产技术，接受中华传统文化。那些在福州学习的勤学生，广泛学习中华文化。 他们时常结伴同行，参观名胜古迹，了解民俗风情，与福州先生及文人相互唱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福州先生打破门规局限，悉心传授，勤学生们学有所成，业有所就，回国后传播中华文化，推动琉球国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及民众生活的进步与发展。 明末，以叶向高为首的福州士绅在与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的论学说道中，友好论辩，力图折中中西学问，是为“西学东渐”之始。嗣后教会又印行许多汉文著作，表明福州广纳众流、不拒“异教”的开放精神。明末清初，福清隐元法师应邀到日本开宗传教，带去诸多擅长建筑、文学、音乐、医术及书画篆刻人才，广播中华文化。 清代重开对琉球封贡贸易后，朝廷准其贡船货物全部在闽贸易，建柔远驿、进贡厂以接待使者、商人，储存货物，“安插馆第，委员照看，饬给薪米养赡之资，复行细加察访”，安排十分周到。对贡船货物皆“许鬻贩各货，免收其税”，垂念琉球“举国恃以为生”。 为了从海外进口大米，以济闽产之不足，清廷鼓励和扩大商人进口大米，如从暹罗进口大米免征进口税，酌减随载货物税。 对于从菲律宾苏禄国来的奉贡，朝廷更“著沿途地方官护送照看，应用夫马食物，著从厚支给”，以示加惠远人之至意。由于朝廷历来宽仁周到地接待番客，各国因此往来朝贡不绝，福州作为对外交往的前沿基地，也展示出良好的国际形象。（卢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