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水旋流倭国野天文共戴福州城”

高超的造船技术 造船是闽越人的传统技艺。远古时代，越人刳大楠木造独木舟自不必说，在春秋战国时期，越人仍以造船为要业。他们因依山傍水，以“渔猎山伐”为业。“山伐”的重要目的是用林木于造船。他们居处之地“或滨于东海之陂”，或“深处溪谷之间”，自然是“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操持水上生涯。 据记载，三国吴景帝时，在闽北设建安郡（260年），又在福州“置典船校尉，令谪徒作船于此。”他们应是看中闽中多船材，且工匠多具造船之良能。东吴还把贬谪官员“送付建安造船”。在开元寺东直巷设典船都尉营，因而“号船场”。建安郡候官县由此成为吴国的造船重地，又在今长乐置造船所（吴航头）。无怪乎东晋左思作《吴都赋》称：“篙工楫师，选自闽禺。习御长风，狎玩灵胥。”看重的是闽匠的造船与航行技能。 东吴在候官设立典船校尉以管理造船，又在沿海连江及霞浦各地设置“温麻船屯”，专司造船，今福州遂成孙吴在闽造船中心基地。所造舟船最著名者号称“五会船”。晋周处的《风土记》载：“其舟则温麻五会。豫章合五板为大船。因以五会名也。”晋末，卢循民军失败后，散布沿海各地，擅造“了鸟船”，“冲波逆浪，都无畏惧”。了鸟船又称五会船，应是福船的前身。福州乃至福建沿海居民所用船只均称“温麻船”或“五会船”，又叫五航船或五帆船。大者长达20余丈，高出水面三四丈，可以承载六七百人，载货万斛（约300吨）以上；用七张帆者，堪称海上巨舶。 六朝时，福州地区造船技术更有长足进步，其所造商船大量出海航行，因此“商舶远届，委输南州”，“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可见海外贸易及对外交往之繁盛。 唐代，福州造船业发达，所造尖底福船闻名于世，海行平稳而快捷，因此天宝三年（744 年），高僧鉴真和尚与日本僧人荣壑、普照等东渡日本前，都曾先期专程派人到福州置办粮船，准备由此地出洋。福州所造船舶巨大，利于商人出海逐利。黄滔曾作《贾客》诗称：“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唐代福州由官家所造船，多供军用或漕运，故经营规模大，所造船只也大。据载，咸通四年（863年），福州造千斛大舟，自福建运米泛海，不一月至广州。 五代时，海上交通贸易发达，闽王频频派使臣自山东登、莱二州入贡中原王朝，虽失坠者常达十之三四，却仍然乐此不疲，也足见福州造船之发达。 宋代朝廷实行开放对外贸易的政策，促进航海造船业的发展。福州成为中国造船业中心之一，所造船只供内外贸之用。福州、泉州所造海船，不仅体型巨大，而且设备良好，适于海行远航。当时福建所造海船，常见者船长33米、阔11.6米、深10米，大船则三倍于此。民间大商船载一千石至一万三千石，同时可载五六百人。朝廷一次曾命福州“大治海舟至千艘”。福州造“福船”闻名于世，故北宋朝廷遣使去高丽，往往先期委福建、两浙“ 雇募客舟”。官府还在福州设置官船坞。 《三山志》载：“官造舟率就河口弥勒院之旁”，约在今台江新港一带。还有船场则在州东北井楼门外，南台旧盐仓之东。 宋代所造海船桅杆高大，采用多挂风帆办法以利用风力。中型船桅高33米，正风时张布帆50幅，桅顶端加小帆10幅，无风时用之。大型船只用帆更多，出航时，“帆若垂天之云”。商人借助发达的航海工具，频繁出海贸易以致富，造船航海业的兴盛，催生了专为外商提供船舶的“番船主”。据载有“福州番船主王仲珪等言，本州差拨海船百艘至明州”。另载仅福州一地，就有面阔一丈三尺以上海船达三百艘。 据记载，宋代“海舶”成为福州“土产”之一，可知福州造船之多且精，时人誉称“ 海舟以福建船为上”。元代，马河波罗也盛赞福建造海船坚固、舒适、舱多、桅多、帆多。元代虽然税局设在泉州，“商船为了逃税，往往从福州开航”。 新安船是中国著名船形之一的福船，该船多由福州开出，因福州港是其基地港。 明代，福州因海防之需促进造船业发展。福建都指挥使司下辖五个水寨造船厂，明将俞大猷称：“闽中造船，俱在省城西门外二十里之地，名曰洪塘”。福船成为我国航海木帆船的三大类型之一，时人称：“福船者，至利之器也”。“盖福船之制高大，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阔，其首昂而口张，其尾高耸，设舵楼三重于其上。”“福船凌风驾涛，顷刻千里，势如山摧。贼舟遇之，大者即碎，小者即犁。”福船坚固且耐风涛，能御火，利于深海远航。水师战船常用福船，俞大猷任广东总兵，曾向福州定制大福船80艘。 郑和下西洋之举进一步推动福州造船业发展。明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艘”，供出使西洋用。永乐七年（1409 年），郑和又“ 造巨舰于长乐”。嗣后“总率巨舶百艘，发自福州五虎门，维艄挂席，际天而行”，庞大的船队十分壮观。 中琉的封贡交往和贸易活动，也推进了福州造船业。成化十年（1474年），福建市舶司由泉州迁福州，南台造船厂专责营造出使琉球的“册封舟”。要求船型高大，配备齐全，水密性及抗沉性强，对技术和用材要求甚高。“封琉球之舟，大如五间屋，重底牢固。其桅皆合抱坚木，上下铁箍。”琉球人也学习福州人的造船技术，以修造海船。明景泰年间，福建三个卫的造船厂合并为一厂，迁址到闽江口附近，后又改设到橘园洲。福州洪塘也是制造商船和运盐海船的基地。总之，明代福州造船业仍居全中国领先地位。 清代，福州造船业仍延续传统优势。雍正七年（1729年），官府额定福州战船厂承修战船133艘。清初实行海禁和迁界，使造船业衰退，但民间造船质量仍属上乘。乾隆时，册封使常选择福州民船充作册封舟；长乐造船工匠组建“严安行”的行会组织，集中工匠多达200多人，在潭头、梅花、石井诸港设场造船。福州台江、三保等处，制造木帆船的土坞数量仍然很多。 近代以后，西方先进造船技术传入福州，尤其在1866年福建船政创办以后，福州造船技术有了新的提高。福建船政局开启中国机器造船工业，引进先进的轮船制造技术，采用动力机器进行生产，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还派出留学生到法国、英国学习先进的造船和驾驶技术，船政所造船舰有军民两用的。 战舰也由木舰进步到铁胁舰、钢甲舰，由此推进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兴起。 从历史上看，福州因海而兴，首重发展造船业，同时又因造船业的发达，而发展起海外交流与海外贸易，两相增长，互相促进，成就了福州作为国际贸易和国际交往的中心与枢纽地位。（卢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