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越东冶港之谜

《后汉书·郑弘传》有一段关于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重要记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旧交趾七郡”就是“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即今广东、广西、海南和越南等地。“东治”，就是《史记·东越列传》记载的闽越国冶都：“汉(高祖)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也就是说，2000多年前的汉代，往北的陆路未通，关山阻隔。广东、广西，乃至东南亚的越南等“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都要经过福州东冶港，南来北往形成了汉代东南亚的海上丝绸之路。如果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那么，比张骞还早60年的闽越王无诸修建的东冶港早已开创了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因此，福州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城市，而且还是古代海上交通和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起点。福州东冶港有着海洋优势和悠久的历史，3000多年前的闽族和闽方国已经开通了东南亚与中原的海外交通。 福建古称“闽”，《山海经·海内南经》明确记载：“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 闽中山在海中。”这说明古代福建与海洋密切相关。 《周礼·秋官·司寇》还载“: 司隶: 掌五隶之法。”“掌帅四翟之隶”，其中就有“闽隶百二十人”。闽隶的职责是“掌役、掌畜、养鸟，而阜蓄教忧之。掌与鸟言，其守王官者与其守厉禁者如蛮隶之事”。这里说明司寇下属的司隶，掌管四翟五隶，分别根据各方国选送的奴隶的技艺专长，为王朝服役执事。其中，120名闽隶负责养鸟、教鸟言及守卫王宫和戒严处所。这就把闽对周王朝的臣属关系及闽族社会的奴隶制性质表达得十分清楚了。 西周时期闽族和闽方国与海洋的关系，体现在武夷山船棺葬中。武夷山观音岩和白岩取下的两具棺木，均用完整的楠木刳成，和现在闽南等地使用的渔船形制基本相同。经碳素测定，两具棺材的制作时间距今3500年以上，约为商周时期。当时生产工具主要是铜锛，能凿出如此规模的船棺，令人叹为观止。殉葬品中有棉麻和丝织品。 3000多年前的闽族就是用这种大型独木舟(闽江出土的独木舟边帮有4组榫口，说明是2艘独木舟连在一起航行)，载着丝织品等货物航行在江河湖海。 棺内殉葬的龟形木盘就是木鳌。 《楚辞·天问》有“鳌戴山扦，何以安之？释舟陵行，何以迁之？”的问语。王逸注引《列仙传》说：“有巨灵之鳌，背负蓬莱之山，而抨舞戏沧海之中。”《说文》谓鳌“海中大鳖也”。《史记·三皇本纪》：“女娲氏断鳖足以立四极。”由此可见，这件古怪的木鳌殉葬品，不仅仅反映了白岩悬棺葬主人生前“山行水处”的生活习性，还被赋予了登遐升天的思想。神灵之鳌“在海中”，可见白岩悬棺葬中的木鳌还反映了商周时期闽族先民与海洋的密切关系。 《尚书·禹贡》载：“岛夷(应包括闽族)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桔、柚、锡贡。 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这里不但记述了闽族（方国）向中央王朝进贡的特产有纺织品、橘、柚等，而且指出了闽国与中原联系的交通路线是沿江出海，再经过淮河、泗水而抵达王都。《逸周书·王会解》记载闽国向周王朝进贡的物品为“东越海蛤、瓯人蝉蛇”。蛇、蛤均为闽地特产。福州东冶港把东南亚的贡品和闽地特产，经海路和淮河、泗水到达中原，再带回中原先进的技术和各种物产，早就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雏形。1996年，经中国国家文物局批准，笔者作为福州新店古城考古队领队，在新店古城先后进行了3个年头的考古发掘（发掘简报全文发表在《考古》2001年3期）。根据城墙夯土结构、夯筑法，以及城内、夯土内和护城河底出土陶器，断定该城始建于战国晚期，汉初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唐、五代至宋还在修补使用。 该城分内、外两个城，内城东西宽约310米、南北长约287米，外城已探明的西城墙长达1030米，护城河宽8.8米。 2002年，在福州新店古城西南三山陵园对面的益凤山上还发现一座“甲”字形汉初大墓，为无诸冶城在新店古城又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考古实证。这座大墓位于福州新店古城西二里许，从墓葬规模看，显然是驻扎冶都的闽越贵族之墓。 从汉初福州地貌图可以看出，新店古城一带为高台地，适合建城，并能守住陆路进福州的重要关隘。经过3年多的钻探和考古发掘，福州新店闽越国冶城外城东、西、北有城墙，南面低洼地始终找不到城墙遗迹，可能就是开放型的“东冶港”。今福州七中所在的高台地是扼守东冶港进出口的“军事要塞”。东越王余善时期在屏山一带还修有宫殿和水军基地。 武夷山城村汉城的铁器在汉代曾经东渡日本，为日本弥生时代的冶铁冶铸业做出贡献。这些铁器就是通过福州东冶港经海上丝绸之路运往日本。《前汉书·平帝纪》记载：“二年春，黄支国献犀牛(应劭曰，黄支国在日南之南，去京三万里)。”黄支国即今印度。印度国王给汉平帝献犀牛，必然也是从海上经福州东冶港转运至汉长安。 汉武帝建元六年后，闽越国出现“二王并处”的局面。繇王丑在福州新店“冶都”，“奉闽越先祭祀"，为闽越国正统。余善被封为东越王，在闽北筑六城“以御汉军”，在福州屏山一带大兴土木修建官殿和水军基地。在屏山省建行、菜市场工地和冶山原省财政厅大院工地，以及屏山地铁工地发现的宫殿遗址、大型木桩建筑、汉代水井、板瓦、简瓦、万岁瓦当等都是东越王余善修筑宫殿的证据。 《史记·东越列传》记载，东越王余善曾率“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南越，就是从福州屏山水军基地出发，从海路到达广东揭阳。假如按40人乘一战船，东越王余善率领的水军就有战船200艘，可见当年海运畅通“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 福州市博物馆《九省市海上丝绸之路文物展》中的屏山地铁考古工地出土的“汉代大铁器”，重约96斤。笔者认为，这就是汉代大铁锚，是福州海外交通的重要文物证据。据福州市考古队张勇领队介绍，在屏山地铁考古工地的汉初文化层，即钱塘巷与鼓屏路交叉口北侧，发现了一条汉初大水沟。铁锚就是从大水沟淤泥内出土。张勇判断：汉初屏山与冶山下是天然港湾，可以停靠大型船只，大水沟直通山下的海港。这项考古发现，证实了笔者20多年前的判断，屏山一带是东越王余善的水军基地和宫殿区。从福州新店闽越国冶都开放型的港湾到福州屏山东越王余善的水军基地，就是《后汉书》记载的“东冶港”。广东、广西、海南、越南、印度等地“泛海而至”的船队经福州东冶港前往日本、朝鲜和中国大陆北方，形成了汉初“海上丝绸之路”。比广西合浦和广东番禹早几十年的福州东冶港真正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起点。(欧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