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水旋流倭国野天文共戴福州城”

福州因江而生、向海而兴。先人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发展起全面的对外政治、经济、文化、学术和科技等的交流活动与人员交往，使福州成为国际知名并影响广泛的大都会。 福建省文史馆原馆长卢美松通过此文，全面梳理了福州城市两千多年来的国际化进程，以及在此历程中所展现出的亮点与特色，以飨读者。——编者 福州作为闽越古都、八闽首府，自古以来凭借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物产资源，发展起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成为“东南重镇”“海滨邹鲁”。同时凭借“习水便舟”“江海通津”的航运条件和传统技能，不断增进与海外各国（地）的交通贸易与文化交流，逐步融入国际社会，形成与全球的经济与人文大循环。直至近代，造就一批开眼看世界、引领新风尚的社会风云人物，为中国历史增添宝贵的精神财富，向国际社会展示良好的交往形象。 福州作为滨海奥区，是中国传统的对外交流口岸，其良好国际形象的树立和美誉口碑的赢得，端赖其自身的美质：优越的地理位置，优良的港口条件，悠久的外交历史，高超的造船技术，熟练的航海技能，发达的国际航线，繁荣的国际贸易，兴盛的文化交流，友好的国际交往。 闽都作为中国东南大都会，自古以来就通过发达的海外交通，从事国际经济贸易和人文交流，把中国的特色物产、科技知识和思想文化通过和平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国，对世界的文明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因而饮誉全球，赢得远客口碑，塑造了良好的国际形象。晚唐诗人周朴有诗咏道：“海水旋流倭国野，天文共戴福州城”，高度概括了福州海外交往的久远历史和广阔视野，世界各国共同趋向福州的热烈场景。 优越的地理位置 闽都与国际交往的历史十分悠久，其原因盖出于依山向海的地理环境。《山海经·海内南经》曰：“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指的就是福州的地理位置，故秦始皇首设闽中郡，治所就在福州，后来历史上常称福州为“闽中”，亦出于此。背靠大山，向海开放，特殊的地理条件决定了福州较早面向海外的国际视野。汉代作为冶都或东冶县的福州，是闽中首府，江海通流，交往便利。闽江汇集闽西、闽北溪涧之水，形成扇形、叶脉状网络，环绕冶都东南部入海。福州海湾因江深流阔、水流平缓而成天然良港。 晚唐著名诗人韩偓来闽投奔王审知，初到福州即作诗称：“四序有花常见雨，一冬无雪却闻雷。中华地向城边尽，外国云从岛上来。”他首来福州的感受与在中原各地所见迥然不同。只是他还不知道，早他六百多年前，三国卫温、诸葛直的战船已航抵海东的“夷洲”（台湾），嗣后，隋朝海师也屡历该岛。所以中华地域的边界绝不止于福州“城边”。他所谓的“外国云”，正是指海外众多来华贸易与进贡的船只与“蕃客”（商人和使者）。 “岂知佳丽东南陬”，清杭世骏倾情称颂福州风光物产之美。福州正是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自远古以来就已沟通海内外。如所记载，商周时期即为向中央王朝进贡、朝觐而远航，“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再陆行到达京师。除东行北上远去中原外，还有西行远航来往于“旧交趾七郡”（即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包括今广东、广西、海南及越南中北部一带，因为这只是基于“贡献转运”的部分，根据记载，循此航线而与海外更多、更远地区的交往还有不少。 据记载，唐初福建全境人口仅有22820人，到盛唐的天宝年间，仅福州一地人口即达75876人，人口增长促进福建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福州因此而成“闽越都会”“东南重镇”。唐末五代，王审知命人开辟甘棠港，破除巨礁顽石，导使“江海通津”，开发出更多的海外航线，与众多海外国家交往通商，支撑起地方王国华侈的宫廷生活，并向中央王朝持续大量朝贡。所谓“开洋裕国”最早应从闽王国开始。 优良的国际港口 福州地处闽江下游，汇集闽中三支流之水（建溪、富屯溪、沙溪）而流入东海，上连四郡，外通诸洋，便捷而顺畅。古代，自闽江口以内至候官（清代改称侯官）、洪山桥一线，都有内外船舶靠泊之处，设有码头及造船之所。远在汉朝初期，闽越王余善曾向汉廷自承亲率八千水师助伐南越国，然兵到揭阳却观望不进，仅此已足证明其水师实力之雄厚。因为若加上东冶未出之水师，其规模当在万人以上，战舰靠泊的港口必有多处，如加上百姓贸易与渔捞民船的靠泊地，可以想见东冶海湾内港口、码头之多。 无怪乎《后汉书·郑弘传》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七郡贡船来自海外，皆靠泊于东冶港，其运载转输的货物必多，为之服务而役使的民夫亦众。东冶港自汉代以来即成为海外朝贡贸易、货物流转的中心港口。 另据清郭柏苍载：“相传汉时，海舶碇于还珠门外”，今东街口一带古为大航河，河边还珠门一带为外国海船靠泊之所，可知彼时东冶俨然已是国际商港。福州港于上古的海运地位可见一斑。 作为港口，古代以停泊船舰为主者乃军港，想来设施相对简单；汉晋以后，以转贡和营运货物为主，则要复杂繁忙得多。港口的设施（包括接待）也要配套齐全一些。唐代福州港，成为王朝南方三大对外商港（还有广州、扬州）之一，应该更加宏大而繁忙了。五代王审知治闽时，福州港外拓以招引“蛮夷商贾”。万商云集，各国商使络绎往返，朝廷、王国设观察使、榷货务、巡检司、市舶司等机构和官员进行管理。此时入港的不仅有大量货物，而且有众多国家来的贡使、商人、僧侣及求学者。据记载，大庙山、开元寺、利涉门、宁越门、还珠门等处都有外舶靠港，登岸入驻。唐末五代，在福州靠泊外来船舶的港口还有福安甘棠港（黄岐港）、闽安邢港、亭江东岐、怀安码头等。福州港内“帆樯云集，商旅相继。”港外“潮通番舶，地接榕都，连五寨而接二茭，控东瓯而引南粤”。交通商旅的国家和地区有新罗、占城、三佛齐、天竺、大食诸地。 到宋代，因福州城内水系发达，“蛮舶至福州城下”，城内还有“百货随潮船入市”，“舟载者盈于门庭”。水上贸易达于城内居家，轻舟贩百货便于民户购用，生意自然繁盛。 福州城外闽江边，卸货与交易之地应在万寿桥、沙合桥边以及城内外各道头与江边空地、上下航沙洲之上。新港河口业已成为内河重要港口，附近设造船厂。南宋初，内河专设临河务以管理水上贸易。元代，税局虽设在泉州，海商为了逃税，往往从福州开航。著名福船新安船的基地港就在福州，故该船多从福州开出。据记载，宋元时代，福州港因城市美丽，物资丰富，人烟稠密，经贸繁荣，外国船舶尤多，因而号称“东南全盛之邦”，马可·波罗称赞“此城为工商辐辏之所”，“此城美丽，布置既佳”。 逮至明清，福州港发展起白龙江（台江）北港和乌龙江南港诸处港埠码头。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开凿直渎新港，使琼水河与闽江通流，外国船舶方便直接开进河口码头。明初，郑和奉命七下西洋，皆驻泊于福州长乐太平港，修造船只，招添水手，筹集货物，补充给养，福州港成为其航海的补给站。成化十年（1474年），福建市舶司从泉州迁至福州，琉球的封贡贸易与东南亚各国的朝贡贸易皆在福州港进行。“岁时诸番宾贡，海舶珍奇之货，率常往来于此”，福州港更加兴盛繁荣。明代还在仓山上王（今临江境内）开港，以方便番船停泊，从而开启番船浦码头的先声。台江河口与帮洲一带商人萃聚、贸易兴盛，遂形成“双航”商业中心。此时内河各大桥如高升桥、象桥、岛桥、太平桥、德政桥、澳桥，乃至安泰河七桥之畔，也都出现大大小小的港埠、码头和道头，方便船货装卸与销售。清初实行海禁20 多年，开放后设立闽海关，以管理对外贸易，福州港再度兴盛。鸦片战争后，福州被迫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商贸在畸形发展中繁荣一时，号称中华“茶港”。茶叶贸易衰落后，其他交往依然兴旺，仍为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开放窗口。 清初海禁之时，福州唯与琉球有封贡贸易往来，开禁后在福州中洲岛设海关衙署，对外贸易重又兴盛，经济贸易主要往日本，商船数量居中国国内各港之首，主要出口商品为生丝和丝织品。福州港与东南亚贸易亦颇为兴盛，多往咬留吧（今印尼雅加达）与马六甲等地。清初西方国家最早是荷兰到福州进行试探性外交及经贸活动；开禁以后荷兰人在福州以通商为主；英国商船则购买大量丝织品。 清代福州与琉球的交通贸易更加频繁，朝廷令在河口复设柔远驿，准许贡船带土产、货物、银两在闽贸易，规模甚大，官方指定十家“球商”专办贡使贸易事务。 到晚清鸦片战争前，英国殖民者侦知福州地位重要，方便海上贸易，认为“就福州的地位与商业的便利来说，那帝国的城市在地位上很少比福州更适宜的”，并称闽江上游是“一切最好的红茶产地”，福州口岸又是理想的茶叶出口港。他们狂妄地提出，“包括了鸦片和各色英国产品的贸易，是可以在福州府建立起来并保持下去”。因此力迫清廷开放福州为商埠，这就为后来的鸦片战争和“世界茶港”的形成埋下伏笔。（卢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