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邦江12日讯）针对如楼区国会议员孙伟瑄日前公开呼吁社会应给予砂拉越历任早期首长更高程度的肯定与历史评价，斯木省华总会长兼成邦江中华总商会会长拿督吴标生表示高度认同与支持。
他强调，砂拉越首任首长丹斯里斯蒂芬卡隆宁甘及第二任首长拿督达维斯里，不仅是国家独立初期的重要领导者，更堪称砂拉越历史上最廉洁、最具原则性的两位首长。
吴标生指出，斯蒂芬卡隆宁甘在任期间，为捍卫砂拉越自主权，勇于通过法律途径对抗联邦政府干预。1966年砂拉越宪法危机期间，宁甘在古晋高庭起诉砂拉越州长与达维·斯里，成功捍卫州宪法所规定的民主程序。高庭于1966年9月7日裁定，州长无权在未经州议会正式不信任投票的情况下罢免首长，并确认宁甘仍为合法首长。
他说，宁甘的法律行动不仅维护了砂拉越宪法尊严，也为后世树立了通过司法渠道捍卫州权利的典范。尽管联邦政府随后宣布紧急状态并推动修宪以巩固罢免行动，宁甘仍坚持将案件上诉至联邦法院，乃至英国枢密院。虽然最终未能改变政治结果，但他在捍卫议会民主与州自主权方面展现出的勇气与原则，足以名留青史。
至于拿督达维斯里，拿督吴标生表示，其清廉与淡泊名利的品格同样令人敬佩。
“达维斯里是我的挚友。我曾亲耳听他讲述，自己在1974年退出政坛后，不恋权位、不谋私利，晚年过着极为低调简朴的生活。即便曾担任砂拉越最高行政首长，他却甘于平凡，甚至曾亲自申请在斯里阿曼县议会图书馆担任管理员一职。”
他指出，由于1980年之前（即宁甘1966年被罢免、达维斯里1970年卸任时期），砂拉越尚未存在正式且规范化的首长养老金制度，相关条例亦未制定。后来，第三任首长敦阿都拉曼耶谷得知第二任首长达维·斯里面临经济困境后，砂拉越政府首次对首长及州议员的薪酬、养老金及酬金条例进行了修订。
他说，这种放下身段、不求荣华的精神，正体现了早期领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崇高操守，也与今日一些追逐名利、贪恋权位的政客形成鲜明对比。达维·斯里以行动证明，真正的领袖价值不在于职位高低，而在于是否始终坚持服务人民的初心。
吴标生指出，砂拉越今日的繁荣与自主地位，离不开早期领袖在复杂历史时期所作出的奠基性贡献。然而，长期以来，社会对这两位达雅族首长的认可与表彰明显不足，尤其在最高荣誉勋衔方面，与后期首长之间存在不合理落差。
“历史评价不应只以执政时间长短或时代远近作为标准，而应看领导者对国家、人民与土地的忠诚与牺牲。斯蒂芬卡隆宁甘与达维斯里在资源极其有限的年代，坚持原则、廉洁自守，为砂拉越发展奠下基础，是后世从政者应学习的榜样。”
他强调，宁甘首长在面对政治围剿时选择诉诸法庭，而非诉诸暴力，以法律作为捍卫砂拉越自主权的武器；而达维·斯里首长则在卸任后不恋权位，甘于平淡生活。这种精神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拿督吴标生进一步表示，肯定早期首长，并非否定后期领导人的贡献，而是为了还原砂拉越完整的历史面貌，确保所有奠基者获得应有尊重。这不仅关乎族群代表性，更涉及历史正义与教育责任。
他也指出，早期首长不仅在荣誉表彰方面被忽略，在退休待遇上同样缺乏公平。据砂拉越官方资料显示，《1980年行政成员及州议员（薪酬、养老金及酬金）条例》直至1980年才正式制定，而宁甘与达维·斯里分别于1966年及1970年卸任，当时砂拉越尚未建立制度化的首长养老金保障。
“换言之，这两位为砂拉越奠定发展基础的早期首长，退位后并未享有后期首长所获得的完善退休保障与优厚养老金。”
他说，也正因为如此，达维·斯里卸任后曾申请图书馆管理员职位的经历，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真实反映早期领袖“为国为民、不恋权位、不谋私利”的高尚人格。
“他们清贫自守、不求回报，与今日一些追逐高官厚禄、退位后仍享有丰厚津贴的政治人物形成强烈对比。”
吴标生呼吁砂拉越政府与社会各界，正视孙伟瑄所提出的“历史平衡与公平”问题，考虑追封或追授早期首长等同于“丕显斯里”级别的殊荣，并将宁甘首长通过司法途径捍卫州宪法的历史事迹，以及达维斯里首长卸任后简朴自持的高尚品格，系统性纳入砂拉越历史教材与公共纪念空间。
“只有完整讲述砂拉越历史，才能真正建立一个团结、自信并拥有历史根基的砂拉越人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