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機關重新獲得獨立 劉會耀：現在正是時候

（本报诗巫26日讯）国会上议员刘会耀律师表示，现在是立法机关重新获得独立的时候。 “重新引入类似于已废除的1963年国会服务法的法律，是正确的第一步。立法机构必须控制预算和人员配置。” 他解释，民主政府制度的基石，是3个机构（立法、行政和司法）之间的权力分立，这就产生了制衡的概念，然而权力往往会集中在最有执行力的手中。 他续解释，这不仅出现在政府内，在非常强大的企业界也是如此，因为法律和法规旨在限制行政人员的权力，并保护股东。 刘会耀指出，立法机构要成为真正的独立机构，还需要更多，因此设立专责委员会是正确的做法，同时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要更加积极，而不仅仅是在后期通过或不通过法律。 他说，专责委员会必须能够从一开始就参与提案和起草阶段，专责委员会应让主要利益相关者参与立法过程，因为必须承认的是，议会成员通常不具备大多数法律领域的专业知识。 “选举过程的目的不是选择合适的专业知识，而是选择能够做出正确决定的合适人选，所以议员扮演管理角色。” “这让我想到了宪法第45（4）（a）和（b）条。我必须承认，这确实是一篇有趣的文章，因为它允许代表每个州的上议员从 2 名增加至3名，并且它还进一步规定，这些上议员直接从选民中选出，而不是由州立法机构决定，就像目前每个州有2名上议员一样。” 刘会耀也表示，原则上，就公职而言，选举是一个更好的过程，然而这里必须有一个强烈的警告，人们必须考虑参议院的目的和作用。 他称，目前真正的权力在于下议院，因为他们将组建作为真正控制机构的高管。 “上议院会由直选议员和任命议员组成吗？他们的条件怎么样？每次上议院席位空缺时都会进行全州选举吗？委任议员会否被废除？（第 45（4）（c）条提到了这种可能性）。如果上下议院都由人民选举产生，那么上下两院有什么区别？没有快速简便的答案，因为每个决定都会产生不同的课题和问题。” 他相信在上议院任命成员是有好处的，因为竞争性选举将产生职业政治家，而不是代表社会的多样性，如果是基于直接选举，某些团体将永远不会有代表权。 “第 45（2）条旨在将广泛的代表引入上议院。它提到，在公共服务方面做出杰出贡献，或在士、农、工、商、专业领域、文化活动或社会服务方面取得杰出成就，或代表少数族裔或有能力代表原住民利益的人。” “我们需要做的是拥有一个系统，可以最好地过滤和推荐属于第45（2）条的人选。目前，这种权力再次掌握在行政部门的政治领导人手中。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被任命者都具有政治背景的原因。” 他认为，现在是时候让司法机关重拾独立，“我们的司法系统于1988年经历了最黑暗的时刻，此后它恢复了部份独立性和可信度。最重要的立法是于2009年在首相阿都拉巴达威执政期间的司法任命委员会法（JAC）。” 刘会耀也认为，司法任命委员会法还有改进的空间，例如成员的任命以及向国家元首做最终推荐，仍然来自首相，他是行政首长。 “在选择具有最佳品格和才干的候选人的情况下，如何使该过程更加独立和客观？” 他表示，司法系统的管理也必须更加独立，它必须独立专属，而不是隶属于首相署，并且应给予司法机构自己的资金和预算自由，同时也应该允许他们独立处理自己的事务。 “此外，第138条需要被修正，让司法从法律事务分开。法律服务应由总检察长管辖。司法服务应与1960 年之前一样由首席大法官管辖，或者前首席法官敦阿里芬的建议可能值得考虑，即联邦法院主簿官应领导司法服务。” “最后，第121（1）条也应恢复到1988年之前。于1988年的修正案中，“联邦的司法权应归属于2个高等法院”，并加入了“高等法院和初级法院应具有由联邦或根据联邦授予的管辖权和权力”这一短语。 这给人的印象，是法院被剥夺了司法权，只有议会通过联邦法律赋予的权力。” 刘会耀引用亚里士多德在《政治》中的一句话作为结尾，“每部宪法都包含3个要素，每个严肃的立法者都必须寻找对它有利的要素；这些安排得好，宪法必然安排得好，而宪法上的差异必然对应着这些要素之间的差异。三者是，第一，商议，讨论所有共同重要的事情；二，官员；第三，司法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