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水旋流倭国野 天文共戴福州城”

兴盛的文化交流 福州作为环江临海的海湾盆地和港口城市，从远古时代起，除有发达的对外货物交易外，同时也有不少文化交流。 南岛语族的文化研究表明，早在六七千年前，东南沿海的古越人，已然搭乘舟筏，远航去了南太平洋诸岛，带去了古越人的原始文明。而真正有记载的沿海古闽人、古越人、古闽越人的海外交往，最早应在先秦和秦汉时期。如《后汉书》记载，建初八年（83年），“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 说明东汉初东冶与中南半岛已多有联系，东汉以后，则有更多沿海居民去往海外的记载。这种“国际”间的人员交往自然不仅是经济贸易或社交事务上的联系，一定有着文化上的交流，只是史籍文不及此而已。 史书有明文记载的，当数古印度高僧三藏法师拘那罗陀于后梁时来华，陈永定二年（558年）时来到晋安郡（福州），挂钖晋安佛力寺，校译佛经二年多。后又“泛小舶至梁安郡（今南安丰州）”，直到天嘉三年（562年），才“发自梁安，泛舶西引”。律学高僧智文法师讲经晋安，听者甚众，史称“讲译都会，交映法门。”可见福州已成国际佛学文化交流的都会。从历史记载看，福州对外文化交流是以宗教文化为起始的。 自唐初，福州就有很多海外来客，或“来朝”，或“入贡”。 到中唐时，外国僧人频频到访福州，开元寺被官方用作接待“番僧”之所，番僧齐集寺中交流佛学。唐天宝年间（744年）鉴真东渡日本弘法，大中六年（852年）日本僧人圆珍等随商人钦良晖归国而到福州，唐王朝一贯对外商、番僧的优礼态度和开放政策，极大地鼓励了外商贸易和番僧传经。 五代时，福州国际交往更加发达，海外国家纷纷派遣商使向闽王国朝贡、贸易。东北有高丽、日本，西南有占城、佛齐诸国，“亦逾沧海，来集鸿胪”，“虽云异类，亦慕华风”，说明中华文化对海外各国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宋代，福州海外贸易十分兴盛，推动了对外文化交往的发展。熙宁三年（1070年），高丽王上表请派医药、画塑人员，朝廷令福建转运使招募。嘉定七年（1214年），日僧法忍净业来华，驻留福州开元寺，回国时带回经文。嘉定十年，日僧庆定在福州东禅寺和开元寺印制《大藏经》带回本国。日本高僧俊乘坊重源等三次入宋，曾在雪峰寺修禅，并购买福州出版的《大藏经》回国，此经在日本多有保存。 宋代福建印刷业发达，闽版图书畅销中国各地及海外各国。除有大量佛经可供外僧带走，朱子学（闽学）也在韩国、日本广泛传播，深刻地影响各国的思想与文化。福建的中医学传入朝鲜、日本，而且福建版的医学著作和药方也传入该地。 福建文化的对外传播，其中多有福州人的贡献。 元泰定三年（1326年），日本镰仓净妙寺派僧徒入元，求福州版《大藏经》。当时福建向日本输出的货物中常有书籍和文具。入元日僧之船都在福州靠泊，福州刻版工匠因之随日本僧商前往日本、从事雕版印刷者甚众，见诸记载的有陈孟千、陈伯寿等福州南台人。元代因福州国际贸易和人员交往繁盛，人称福州为“闽海一都会”、“闽海东南大邑”。 由于福建地处海外交往的前沿，所以海外文化的输入也多从福建、特别是首府福州开始。据记载，宋元时期大量阿拉伯人来到福州，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元廷下令要求福建官员索要阿拉伯人所绘制航海图或航海指南之类文字资料，可知阿拉伯航海术当时已传入福州。当时，东南亚各地的帆船制造技术，也对福建造船产生影响。元代日本常派人来中国招聘刻版工人，日本入元的船只多是开到福州，福州成为日本商船来往的重要港口。福州刻工也随日僧和商人前往日本，从事刻印事业。他们大多刻印佛教典籍和古代文人的文集，为日本文化发展、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元代波斯、阿拉伯人到福州经商传教的颇多，至今留下清真寺教堂与死者墓地。 明王朝初立，朱元璋重视市舶之利，遣使四方，招徕各国贡市，福州国际交往因之频繁，后因倭寇在沿海各地为患，遂由开海转为禁海。明成祖即位后，命郑和七下西洋，以“宣德化，徕远人”，开启“厚往薄来”的礼仪邦交，因此为福州的对外交往创造了新的机遇。 福州在国际关系中维持最久而又影响最大的应数明初朱元璋赐“闽人三十六姓”予琉球，开启中琉宗藩关系与封贡贸易、文化交往的新局面。这种全面的友好国际交往在当时世界上应是独一无二的，树立了良好的国际社交榜样。“后番舶入贡，多抵福州河口”，福州作为其时中琉封贡交往的唯一指定口岸，外交事务频繁，就连其他国家来华的贡使也多到福州登陆，都得到良好的接待，满足其政治活动和经济贸易的要求。 那些被赐往琉球的三十六姓闽人及其后裔，在琉球或入朝廷任官，行教化之任，或在民间传授造船工艺、航海知识、建筑技术、陶瓷制造及染织、石雕工艺等等，传播中华文化和技术知识。也有向琉球学人传授文学、艺术、书画及各种技艺的。 明代册封使萧崇业赴琉球册封时，“取福州者，自医画、书办、门皂、行匠六十余人”。中华文化由此在琉球、嗣后在日本广泛传播开来。其中以中国书籍传入日本，对当地文化的影响尤大。书籍进入日本上流社会和文人学者之中，大大推动日本文化的普及与本土化改造，其儒学、史学、文学、医学、书画艺术等无不深受影响。 明代琉球派来中国学习的官生虽不多，但学得中华文化后回国都在上流社会任职；而大批来福州学习的“勤学”生，多数来自民间，是村籍子弟。 他们来榕“学文习礼事”，即学习汉文、汉语、礼仪，各种手工技艺和文化生活知识，如经学、理学、文学、医学、书法、绘画、音乐、天文、建筑以及工艺美术等。福建先进的文化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来闽的勤学生传入琉球。出使琉球的中国官员和随员，多有学识与文化专长，在彼处逗留期间，通过相互交流传授知识、传播文化，大大促进中琉之间的文化交融。明末隐元禅师应邀前往日本弘法，随带众多弟子中分别有擅长土木建筑、书法、绘画、篆刻、文学、音乐、医术等，连烹饪技术也随之传到日本，“黄蘗文化”对日本影响极大。据《琉球国由来记》载，因闽人的活动，“从此本国重师尊儒，始节音乐，不异中国”，“中山文风真从此兴”。可见福州作为国际文化传播中心，在琉球、日本影响之深广。 明末以叶向高为首的福州官绅，与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开展著名的“三山论学”活动，体现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深入交流和思想碰撞。艾氏还在福州等地区出版了天文、历法、地理、数学、哲学、医学、神学等著作，多达22种，西方文化对中国思想、文化界同样产生影响。福州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令外国传教士流连忘返。 清代，福州的对外贸易和交往颇同于明代，也是初期实行禁海甚至迁界，嗣后颁布开海令与展界令，晚期因受列强侵略而被迫开放通商口岸，福州对外贸易与文化交往因开放而逐渐转型，开始融入国际化大交流之中。 福州作为省会城市，其文化集中代表了福建文化的基本内容与主要特色。清代对外文化交流，起初沿袭明代的做法，继续着中琉之间的文化交往。 福州人不仅在作物栽培、园林艺术、手工技艺、造船航海技能、中医中药知识等方面传播于琉球、日本，更将中国的儒学文化和经典著作通过海运传输到日本、琉球、朝鲜、越南等汉文化圈内的国家和地区，其影响十分深远。 近代开放通商口岸以后，列强纷至沓来，福州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意识也因之发生变化。一批“开眼看世界”的福州人，不仅翻译西书，学习西文，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留学西方和日本的学人打开知识闸门，沟通东西文化，其代表人物从林则徐开其端，嗣后继踵者有严复、陈季同、罗丰禄、魏瀚、王寿昌、林纾、陈寿彭等众多有识之士，开风气之先，从事翻译、演讲、著述，会通中西文化，有关福州历史、地理、物产和社会生活的著作、文章也被介绍到外国。福州作为开放的前沿、通商的口岸，最早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福州融入近代国际化浪潮，福州市民生活和社会风习也因之受到深刻濡染，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也开始发生新变化，涌现许多引领社会潮流、倡导社会变革的杰出人物。（卢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