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南后街书肆

南后街自古就是繁华的商业街区。柴米油盐等生活店铺一应俱全，也聚集了许多福州传统工艺行业，包括裱褙、笔墨店等，商铺林立的现象，古今无变。 在这里，笔者想暂时撇开南后街色彩斑斓的一幕，将它调成黑白，回顾一段时光。三坊七巷中，居住过许多文人学士、名宦显贵。这里的每一样文物、每一段故事、每一位历史名人都令人津津乐道。坊巷的岁月，正在不断书写着。这里的书肆，曾经遍布街巷，书香盈街。重拾它的过往，虽然不能构成一段宏大历史，但却是“坊巷史话”中一页珍贵的记忆。 项南与长乐 “明天剧咏团”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 为唤醒民众抗日的热情，1938年2月下旬，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正式成立。长乐县苗圃主任项德崇（即项南）在新四军办事处主任王助的授意下，与长乐县民众教育馆馆长陈似云、作家陈婴子组织起“明天剧咏团”。项德崇写了团歌：“明天，明天，这代青年的明天……我们要救亡，我们要抗战……”引起长乐广大青年的共鸣。 1938年夏天，福州青年学生张徽、阮秀雅闻讯前来长乐参加“明天剧咏团”；接着江介士、宋文、林桂藩以及平津流亡的大学生姚长庚、叶乃娜也先后加入。此外还有长乐的刘辉、林蔼文、黄哲民等，共有团员30多人。 “明天剧咏团”成立后，项德崇积极筹措活动经费。他首先拿出自己积攒的薪水，还取得了当时赞同抗战的长乐上层人士的支持。时任福建省第一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长乐县长王伯秋及合作指导委员会的刘积昌都给剧咏团以经济上的资助，项德崇还设法领到国民党县党部和抗日后援会的经济补助。 “明天歌咏团”生活清苦，但团员们团结一致，抗日救亡的斗志昂扬，经常在县城、泮野、长限、金峰、梅花、江田以及各个学校巡回演出。演出《扬子江暴风雪》《金门除夕》《喷火口》《放下你的鞭子》等歌剧、话剧、街头剧，同时演唱《枪口对外》《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等抗战歌曲。项德崇利用演出之前的时间对长乐民众进行抗日救亡演说，并介绍抗战形势，呼吁全体同胞团结起来，实行全民族抗战，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为了扩大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项德崇又组织起妇女宣传工作队，队员共30人，张徽任队长，队员多为女职工、女大学生、家庭妇女。经过两星期的战地常识、救护知识的培训后，工作队深入长乐各乡村，挨家挨户串门访问，耐心细致地向民众宣传抗日救亡保家卫国的道理。同时，还慰问梅花驻军，鼓舞部队士气。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明天剧咏团”被勒令解散，并免除项德崇苗圃主任的职务。项德崇、张徽、阮秀雅、林桂藩等先后被迫离开长乐。（张端彬文/图） 南后街 承载着一段书缘 南后街曾被称作“古旧书店一条街”，最盛时多达数十家，它向世人充分展示了名城的历史风貌与文化底蕴。 书肆始于明末清初，到清代中后期，愈趋繁荣。民国福州藏书家郭白阳《竹间续话》一书记载福州风俗旧事甚多。书中写道：“会城书肆聚于南后街，以咸丰、同治、光绪时为盛。”今据有关资料考证，先列一张从清道光年间迄民国的“流水账单”：王道徵书铺、何轩举书铺、郑椒蕃“带草堂”、杨浚“群玉斋”、严幼雪“藏古堂”、薛煊官“薛颐记”、林端植“醉经阁”、董执谊“味芸庐”、张思永“聚成堂”、郑危人（星驷)）“小酉斋”、陈培业(陈寿祺孙“) 缥湘馆”、林家溱“宝宋斋”等。还有小琅嬛、观宜楼、藏经堂、六一居、耕文堂、草不除斋、寿古斋、古香斋、陆记、储文晟、藕根斋、万卷楼、知不足斋、粤雅堂、观宝楼、古今斋、山房古书店等。 南后街的书肆存在了好长一段时间。20世纪40年代后期，物价暴涨，纸币贬值，各个行业萧条凋敝。新中国成立后，书肆基本淡出了这条街区。 古人买书不易 在古代社会，购书并非易事，甚至看书有时也成为难事。 那时的读书人，都是不畏远途，到某地书坊去买书，或借他乡为官机会，寻访当地书店，或者干脆向人借书抄写。如果编辑那些轶事，几乎可以形成一部“抄书史”。 由于缺少集中的图书市场，买书很不容易。南宋初，著名史学家郑樵给大家分享了买书的办法，叫作“求书八法”。他的著作《通志·校雠略》中说：“求书之道有八：一曰‘即类以求’、二曰‘旁类以求’、三曰‘因地（地方）以求’、四曰‘因家（家族）以求’、五曰‘求之公（官府）’、六曰‘求之私（民间）’、七曰‘因人（藏书家）以求’、八曰‘因代（年代）以求’。” 专门的书，向专业从事者访求，如果这类人士没有，就向与他们学说相近的人访求。而如地方志书，应去当地寻找。属于某家族藏书，要向该家族的后人获取。属于官府所编纂的书籍，应向官府索求，因为他们定有收藏。而非官方之书，可向民间访求，是为“求之私”。寻书，还可访求于藏书之家。而古书多散轶，时隔久远，所以不可强求。 确实，古人为买书常常跋涉千里，有则登门拜访，“遇藏书家必借读尽乃去。”这是郑樵得书的经验之谈，从这段历史信息中，可以想见当时买书之难。 南后街书铺林立，故多受文人学者青睐，自然引得福建省内外学人流连，也令嗜书者趋之若鹜。郁达夫在福州任职期间常逛书肆，据说在这里买过2000册的图书。还有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此也收获大量古书，作为研究资料。 与当下售书不同，现在对买书人“一视同仁”，而当时却是“区别对待”，从而留下了许多鬻书逸事。黄巷口的带草堂即为其中一例。 郑椒蕃生于1788 年，外号“带草先生”。他年少热衷科举，而不获功名。为谋生计，所以开设“带草堂”书店营生。平生广交藏书家，“凡秘本必鬻于藏书之家”。道光十四年(1834年)，福州大水，“溪涨十昼夜。”许多人家无处藏书，只好“以书籍易米”。他抓住商机，“日得千卷，平其出入，家益丰”。奇怪的是，“带草先生”所买之书较贵，而卖出却又便宜。而售卖“劝世善书”则“不取一钱”。对于“禁书”，遇则烧之。 然而郑椒蕃是文人，那种举措表面看似荒唐，实则符合情理。姑且可以称他是有情怀的书商。其实，文人开书店是南后街书肆的特点之一，所谓“奇文共欣赏，好书相与还”。如同治年间的何轩举书铺，他在南后街开店，只是为了结交文士；再如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林家溱，1919年左右曾在文儒坊口开设“宝宋斋”。 他精通目录学，且嗜书成癖。其友郭白阳曾说：“曩同董执谊先生及林汾贻、沈祖牟二君，欲举诸家所藏孤罕本，印为《闽海丛书》，乃中日战争起，不果行。”可以猜想，该店的开设也是用来交流、置换图书用的。另外，还有塔巷口清末学人郑星驷开设的小酉斋等。 刊刻图书成风尚 清朝末年，广东番禺举人王国瑞客寓福州。王国瑞本身嗜书成癖，暇日好逛书肆。他作了两首诗，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场面”，可算是“后街书肆印象”。诗写道：“正阳门外琉璃厂，衣锦坊前南后街。客里偷闲书市去，见多未见足开怀。”“今传丛刻重吾乡，知不足斋粤雅堂。犹憾当年徐谢辈，未为刊布但收藏。” “琉璃厂”是北京的文化街，古来书商云集。将南后街书肆与琉璃厂对举连言，很可以反映这段历史。“客里偷闲书市去，见多未见足开怀”两句更是写出访书者的心声，也说明当时书肆图籍宏富。 王举人的另一首诗，是对后街书肆刻书的写实。知不足斋与粤雅堂是著名刻书坊。王国瑞亲历当时刻书业的发达，于是联想到明代大藏书家，徐、谢肇淛等前贤，遗憾他们没有将家藏甄选以集成丛书。 福州刻书业史可追溯到五代时期，北宋福州城内“户弦诗书”，刊刻之事兴盛。至明清时期，继续向前发展，民间刻书坊也随之增多。所以刊刻图书，也成为当时一种风尚。 书肆书籍来源 “不读楞严礼玉晨，缥缃充陈可安身。买来万本皆清俸，不许儿孙更借人。”这是一代经学大师陈寿祺的诗。陈寿祺嗜书如命，将书籍视为珍宝，更叮嘱儿孙不可随意借人。而民国时期，在衣锦坊口的缥湘馆，即其后人陈培业所开，馆中图书多为陈寿祺旧藏。 其实，南后街书肆中相当部分图书，除了有些是书坊本身自刻以外，均为这一带藏书家旧藏。一些家族中落以后，书籍也随之星散四方。谢章铤《课余续录》载：“近十数年来，先生之家颇中落，余时从故书肆见洙云、心香两先生遗稿。” 所指洙云即林正青，心香即林在峨，二人皆藏书家、书法家林佶之子，林家藏书甚富。 又如郭白阳《竹间续话》（卷4）载：宫巷口“薛颐记”（店主为薛煊官），皆叶临恭、何道甫、李兰卿诸氏旧藏；杨桥巷口“小琅嬛”，沈芝田所收则半为林轩开（闽县文人，家有“拾穗山房”，藏书亦不少）旧藏。 前人零星觅得一二本，如获至宝。然而，正如宋末一藏书家所言：“世间万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书为甚”，这些书籍流通的故实，令人顿生“江山易代”、人世沧桑之感。 书肆繁荣有因 藏书事业由来已久。明朝建国，明太祖很重视藏书，全国兴起藏书热。当时闽中藏书，较为著名的有曹学佺、谢肇淛、徐、邓原岳等。清代，特别是在雍乾以后，政治、社会稳定，百业复苏，图书事业也更趋繁荣。 三坊七巷地灵人杰、名人荟萃，许多家族皆以诗书继世。对于书籍，他们有一种难舍的情结。这片区域的藏书楼有很多，如林佶“朴学斋”、黄任“十砚斋”、叶观国“绿筠书屋”、梁章钜“黄楼”以及许均、刘家镇的藏书室等。如果将范围再往外延伸，坊巷的附近地区还有林则徐“云左山房”“七十二峰楼”、郭柏苍“沁泉山馆”、林鸿年“松风仙馆”、谢道承“春草堂”、谢章铤“赌棋山庄”、林寿图“欧斋”…… 他们嗜书成性，构屋聚书。作为福州有代表性的名人，他们的榜样力量是巨大的。所以，南后街书肆的繁荣，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来自坊巷的人文底蕴。 （陈常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