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济”舰舵轮： 中国近代海军摇篮舰的珍贵遗物

在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展厅内，一个完整的铜铁木合构舰船舵轮被装在玻璃罩中。它“出生”于1894年，距今已有124年。“通济”舰舵轮是国家一级文物，这是迄今为止在馆内展出的唯一船政时期建造的舰船舵轮，是中国近代海军摇篮舰的遗物，也是中国海军自强的实物见证，是重要的抗战文物，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1894年船政制造的“通济”舰舵轮，直径109.5厘米，厚5.5厘米。舵轮中间刻有“通济舰”、“大清光绪廿年”字样（后加钤“福州船政局”）。2008年，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通过社会征集，从军事收藏家曹少波处获得这件舵轮。正是这个舵轮，牵出有关“通济”舰长达100多年的历史记忆。 长期作为海军学校学生的练习舰 中法战争中船政舰队遭遇重创，战争结束后船政所建造的系列新舰船大多调拨他省，船政和福建自留的舰船极为有限，以至于不敷使用。1891年，时任闽浙总督兼船政大臣卞宝第决定为船政自身建造一艘新型军舰，以便与当时船政留用的“福靖”号军舰相互配合，即本舰，原计划将它命名为“建靖”号。 根据卞宝第的考虑，本舰应当是一艘兵商两用军舰，平时可以运输货物，战时充当作战军舰。当本舰于1893年由新任闽浙总督兼船政大臣谭钟麟主持开工时，谭钟麟更进一步认为本舰就是一艘运输舰。本舰由船政工程师魏瀚、郑清濂、吴德章、陈兆翱、李寿田、杨廉臣等负责设计、监造，于1894年1月14日开工。 在本舰的建造过程中，甲午战争爆发，主要承担北方海防任务的北洋海军在战争中全军覆没。战后，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王文韶筹划重新恢复北洋海防，当务之急就是添置舰船，听闻船政在建本舰后，王文韶即与船政大臣协商，由北洋向船政支付本舰的部分建造费用，待建成后调往北洋使用。 根据重建北洋水师需要练习舰的要求，本舰在舾装阶段进行了设计调整，从运输舰改为练习舰，增加了炮位、帆装。 本舰建成时为艏尾楼船型，三桅杆、单烟囱，艏尾楼之间的主甲板两舷各设置3个耳台炮位，因为船政自身没有资金为本舰购置武备，本舰的武装由北洋海防购置装配，于1895年4月12日下水。舰船全长76.98米，宽10.38米，舰首吃水4.39米，舰尾吃水5.18米，舱深7.92米。主机采用船政造卧式双缸蒸汽机，配有4台船政造圆形高压燃煤锅炉，舰船排水量达1900吨。 1895年9月15日，本舰由北洋海防派遣的军官李和率官兵在马尾接收，随后驶往天津，加入新建中的北洋水师，成为当时中国海军最新、最重要的练习舰，经王文韶更名为“通济”号。此时，恰好天津水师学堂、颐和园昆明湖水师学堂以及威海刘公岛水师学堂各有一班驾驶班学生毕业，遂全部登上本舰学习舰课。此外，上述学堂往届毕业生未经海上历练者，也一并登舰补习。 萨镇冰和陈绍宽都曾担任该舰舰长 清末设立海军部，整编全国舰艇，“ 通济”舰被编在主力舰队——巡洋舰队中，是该舰队内唯一的一艘练习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海军主力舰艇集中向武昌江面参与镇压革命军，“通济”则负责往来于武昌和上海间运输军火物资和交通报信，不久参加了清军海军主力在九江的起义，投入革命军阵营。 民国成立后，本舰编制列在海军第一舰队，被指定为海军学校练习舰。1912年，时任海军总长刘冠雄为了提高海军军官战斗素养，曾下令全海军所有未经舰上任职历练的人员全部在本舰进行轮训。1913年，本舰编制调整进新成立的练习舰队，作为基础练习舰。 1915年，海军部对本舰实施改造，舰上原有的三座桅杆被改造成两座，另加装了瞬灭火花式发报机、真空管式收报机各1台，具备了无线通信能力。本舰除承担传统的教育任务外，1919年曾被派护送北京政府代表前往潮汕，与广东护法军政府代表进行南北议和。 北伐战争中，本舰随同海军主力参加革命，曾与“楚同”舰在1927年进行了保卫首都南京的龙潭之战，于长江中截击五省联军部队进犯，立下殊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本舰编制仍然列在练习舰队，担负海军学校学生舰课教学，是南京政府海军唯一一艘拥有帆装、可以进行基础风帆技艺训练的基础练习舰。由于本舰诞生于福州马尾，舰龄超过了很多年轻军官的年龄，很多海军学校学生亲切地称本舰为“济伯”。陈绍宽、陈季良等许多海军将领，当年都是从它的甲板上起步的，萨镇冰和陈绍宽都曾担任该舰舰长。 抗日战争期间自沉构筑阻塞线 南京政府时代，本舰加装了1门20毫米口径苏罗通高射炮，增强防空火力，同时对机关炮等进行了换装。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南京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下令在长江江阴至靖江段实施沉船封江。海军将部分舰龄过老的军舰列为沉船，自沉构筑阻塞线，本舰被选中，在8月12日自沉大江。 江阴距离上海90海里，距离南京105海里，是整条长江上不折不扣的咽喉、首都南京的门户。接到设防指令后，海军总长陈绍宽将堵塞点选在江阴江面福姜沙上游6公里处，这里是江面最狭窄处，而且深度不大，便于堵塞。 天色灰蒙，阴雨绵绵。陈绍宽身穿雨衣，站在“宁海”舰的指挥台上。身后依次是“通济”“大同”“自强”“德胜”“威胜”“武胜”及“辰”字、“宿”字等8艘老旧舰船以及从招商局和各轮船公司征用的20多艘商船。在江阴的上游，近200艘民船、盐船也已经装上了石块，随时准备自沉以填空隙。 怀着沉重的心情，陈绍宽对“通济”舰舰长严寿华道：“堵塞江阴，封锁长江，这是从整个战局的需要考虑的。严舰长，按计划执行，‘通济’舰先沉！”严寿华紧握舵柄，沉痛地说：“部长，为什么要先沉‘通济’？”陈绍宽的眼眶红了，他迟疑了片刻，咬牙道：“执行命令吧！” 严寿华眼含热泪下达了离舰的命令。舰员们一个接一个，提着简单的行李，默默走到前甲板，严寿华站在最前面。 陈绍宽对严寿华命令道：“沉船！”严寿华高声复诵：“是，沉船！”同一时间，全体舰员举起右手，向军旗敬了军礼，然后便登上小火轮，朝岸边驶去。 此刻，“通济”舰上只剩下陈绍宽、第二舰队司令曾以鼎、“通济”舰舰长严寿华和几位执行沉船任务的水兵。 严寿华仔细确认了“通济”所在的位置，检查了前后锚，用颤抖的声音下达了“打开海底门”的命令，并拉响汽笛。远近的军舰、民船也先后拉响了汽笛。 陈绍宽雕塑般挺立在“通济”舰的指挥台上。舰体下沉速度加快，当水漫上甲板，严寿华提醒道：“总长，必须离舰了。”陈绍宽走下指挥台，乘着小火轮慢慢离开“通济”舰，驻停在了不远的江面上。他摘下军帽，面对半浸在江水中的“通济”舰主桅，垂首肃立。 悲壮的汽笛声此起彼伏。 长江上，一艘艘舰船正在缓缓下沉。 至8月12日中午，40余艘大小舰船，约64000吨，全部沉在江阴封锁线上。此外，185艘装满石料的民船、盐船也相继沉没在舰船的空隙处。至此，一道坚固的沉船阻塞封锁线横断长江——这是抗战期间中国海军在长江上所建立的最大的封锁线。为此，中国海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打捞局工程队在中国南北方沿海港口和长江、长江口航道开展大规模的沉船清航打捞工作。自1962年2月起，历时3个月，“通济”舰完成泥沙清理，于5月出水，后拆解炼钢。幸运的是，本舰“通济”舰的舵轮存世。2008年，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追踪到这件文物的信息，并最终征集入藏。 （梁凯鸿/文林双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