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破·地狱》到《花样年华》，再到《繁花》，香港电影人以其独特的视角与深刻的内涵，记录了时代的变迁与精神的传承。三部作品从不同层面上展现了香港与内地文化的交融与共鸣，更是时代精神的见证，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苏牧表示，一直以来香港电影以武打片见长，《花样年华》折射出身处变革时代的担忧，而《破·地狱》则从写实角度展现香港巨变，港人勇破困境的进取精神，两者一起构成了香港精神的「皮与骨」。苏牧赞港片佳作动人心弦展现精神跃动，折射出对时代的思考。
日前金像奖公布入围名单，《破·地狱》横扫18项提名，影片为何能赢得如此赞誉？它在香港电影史上到底占据怎样的地位？与此同时，《花样年华》时隔多年在内地重映，依旧引发观众热烈追捧，这部电影是否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其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深刻的主题？两部电影看似风格迥异，但它们是否在跨越时空的维度上，拥有共同的精神内核？香港文汇报记者就此专访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苏牧。苏牧指出，香港电影长期以来以武打片见长，《破·地狱》则是香港影史中少见的反映社会时代变迁的现实主义佳作，它从写实角度展现香港巨变，而《花样年华》折射出身处变革时代的担忧，两部影片共同构成了香港精神的「皮与骨」。
苏牧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香港电影。」香港电影多年风靡全球，成为华人文化的一大标志。放眼世界影坛，香港电影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香港位于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处，地理位置优越，思想自由开放，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武侠片及动作片风格，不但在本土称雄，还成功输出到世界各地，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等香港武打片明星在世界影坛都具有卓越地位。
「经典电影就是可以从世界其他电影中找到它的影子，而这正是影响力的体现。」苏牧举例说，亚洲范围内具有这种影响力的电影人包括小津安二郎、黑泽明、侯孝贤等，其中，小津安二郎的电影是日本物哀之美的体现，侯孝贤的电影则蕴含着中国哲学。而香港武打片同时具有这种影响力，香港武打片中颇具神秘色彩的东方传奇、潇洒的动作设计以及精彩的奇幻效果也可以在其他国家的影视作品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不仅影响了亚洲电影人，也受到全球电影人的致敬，包括荷里活电影，沃卓斯基兄弟名震天下的《骇客帝国》中都有香港电影和李小龙的神韵和身影。在那个电影技术尚不发达的时代，这些武打片展现了香港创作者的奇思妙想与惊人才华，同时也在商业与艺术性之间取得了平衡。
《破·地狱》折射港人勇破困境
但硬币总有正反两面，香港的武打片风靡全球的同时，也折射出一个事实：香港电影的现实主义题材并非主流。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香港涌现出不少现实主义佳作，如《投奔怒海》《香港制造》《天水围的夜与雾》《女人四十》以及前几年的《踏雪寻梅》，这些作品口碑极佳，但数量相对较少。此外，这些作品更多聚焦于对「香港生活」的描写，对香港社会变迁的反映并不突出。
「但《破·地狱》不同。」苏牧强调《破·地狱》反映了香港的现实生活，更重要的是，它展现了香港社会的时代转变，在疫情之前，香港是蓬勃发展的，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但是疫情给整个世界和香港造成巨创，使得香港社会从上到下都发生巨大转折，香港持续向上的状态被打破，发展面临重重困难。《破·地狱》正是反映了这一特殊转折期的变化，以及香港人在面临难关时表现的昂扬向上的精神——香港人如何克服难关，如何冲破「地狱」？而这种勇于冲破困境的精神，就是香港精神的核心。
佳作是精神的表达
正是因为《破·地狱》对香港现实的深刻描写，所以唤醒了香港人内心深处的共鸣，也必将在香港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苏牧指出：「《破·地狱》之所以能登顶香港影史华语片票房榜首，正是因为它基于现实生活，基于香港的社会变迁，基于香港发展面临的困境，基于香港现在揾工的艰难现状的『共鸣』。」
苏牧总结道：「《破·地狱》的票房成功并非仅仅因为热闹，而是因为它触动了香港人的内心，港人要共同突破这种苦难；最好的作品就是精神的表达，这就是为什么《破·地狱》成为佳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