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邦江5日讯）斯木省华总会长兼斯木省中华总商会会长拿督吴标生博士，对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在2026年新年献词中宣布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表示欢迎，并认为有关宣布在制度改革、民生关怀与经济发展之间取得一定平衡，整体方向值得肯定。
他指出，政府计划在国会提呈法案，限制首相任期不超过两届或十年，是一项具深远意义的制度改革，有助于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强化问责机制，进一步巩固国家民主与良好治理基础。然而，若权力结构本身不作根本性调整，相关改革仍可能流于形式，国家依然暴露在重演1MDB式灾难的高风险之中。
吴标生强调，国家必须以1MDB事件为深刻教训，勇敢推进更全面、触及权力核心的制度改革。他直言，首相不应再兼任财政部长，否则权力过度集中于一人之手，制衡机制势必被削弱，极易重蹈1MDB时期因权责失衡而导致国库被掏空、国家背负沉重债务的覆辙，最终危害国家财政稳健，殃及子孙后代。
他指出，1MDB的真正问题，从来不只是个别人物的贪腐行为，而是首相兼任财政部长所造成的制度性失控。当同一人既是政府最高行政首长，又掌握国家财政最终决策权，便形成典型的“左手申请、右手批准”权力结构，任何内部监督在这种架构下都难以真正发挥作用。
“这种安排，本质上等同于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同时兼任财政或财务主管——同一人既提出项目、拍板决策，又掌控财政审批与拨款流程，监督机制自然形同虚设。”吴标生说。
他指出，在任何健全的公司治理体系中，财务部门的核心职责就是制衡与把关，董事会绝不可能容许总经理“自己申请、自己批准、自己监督”。然而，在国家治理层面，这种明显违反治理原则的权力结构却曾长期存在，并最终酿成1MDB这场掏空国库、重创国家信誉的国家级灾难。
吴标生强调，正是这种“左手申请、右手批准”的制度设计，使财政部失去应有的独立性，国会监督、内阁集体责任与公共审计机制也随之被系统性弱化，导致巨额公共资金在缺乏有效制衡的情况下被滥用，人民至今仍为数以百亿计的债务埋单。
从制度设计角度看，他指出，财政部的核心功能理应是审核、制衡与把关，而非附属于首相权力之下。一旦财政部长向首相负责、而首相本身又是财政部长，财政决策便不再具备独立性，国家的监督体系也将名存实亡。
因此，吴标生明确指出，若政府真心要避免1MDB悲剧重演，首相与财政部长职权分离不应只是政治表态，而必须成为明确的制度规范，通过立法或确立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作为防止权力滥用的制度性防火墙。
他补充，限制首相任期，是防止权力的“时间性垄断”；而分离首相与财政部长职权，则是防止权力的“结构性滥用”。两者必须并行，缺一不可，否则所谓改革只是在修补表面，无法真正堵住制度漏洞。
在经济与民生层面，吴标生也欢迎政府决定将年营业额介于100万至500万令吉企业的电子发票措施展延一年落实，认为此举体现政府对中小企业处境的理解与务实态度，让商界有更充足时间进行系统调整与成本规划。
他指出，RM100 SARA援助金及STR援助金的发放，有助提升基层消费能力，间接带动本地市场与零售活动；而RM150开学援助金及华小拨款增至8000万令吉，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家庭负担，有利于教育体系的长期稳定发展。
不过，他强调，人民真正需要的并不只是一次性的援助措施，而是一个不会再被少数人操控、不会再被系统性掏空的国家财政与治理体系。
“如果连公司治理最基本的分权与制衡原则，都无法落实到国家治理层面，那么无论喊得多响亮的改革口号，都难以让人民真正安心。”吴标生直言。
他指出，政府计划在国会提呈法案，限制首相任期不超过两届或十年，是一项具深远意义的制度改革，有助于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强化问责机制，进一步巩固国家民主与良好治理基础。然而，若权力结构本身不作根本性调整，相关改革仍可能流于形式，国家依然暴露在重演1MDB式灾难的高风险之中。
吴标生强调，国家必须以1MDB事件为深刻教训，勇敢推进更全面、触及权力核心的制度改革。他直言，首相不应再兼任财政部长，否则权力过度集中于一人之手，制衡机制势必被削弱，极易重蹈1MDB时期因权责失衡而导致国库被掏空、国家背负沉重债务的覆辙，最终危害国家财政稳健，殃及子孙后代。
他指出，1MDB的真正问题，从来不只是个别人物的贪腐行为，而是首相兼任财政部长所造成的制度性失控。当同一人既是政府最高行政首长，又掌握国家财政最终决策权，便形成典型的“左手申请、右手批准”权力结构，任何内部监督在这种架构下都难以真正发挥作用。
“这种安排，本质上等同于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同时兼任财政或财务主管——同一人既提出项目、拍板决策，又掌控财政审批与拨款流程，监督机制自然形同虚设。”吴标生说。
他指出，在任何健全的公司治理体系中，财务部门的核心职责就是制衡与把关，董事会绝不可能容许总经理“自己申请、自己批准、自己监督”。然而，在国家治理层面，这种明显违反治理原则的权力结构却曾长期存在，并最终酿成1MDB这场掏空国库、重创国家信誉的国家级灾难。
吴标生强调，正是这种“左手申请、右手批准”的制度设计，使财政部失去应有的独立性，国会监督、内阁集体责任与公共审计机制也随之被系统性弱化，导致巨额公共资金在缺乏有效制衡的情况下被滥用，人民至今仍为数以百亿计的债务埋单。
从制度设计角度看，他指出，财政部的核心功能理应是审核、制衡与把关，而非附属于首相权力之下。一旦财政部长向首相负责、而首相本身又是财政部长，财政决策便不再具备独立性，国家的监督体系也将名存实亡。
因此，吴标生明确指出，若政府真心要避免1MDB悲剧重演，首相与财政部长职权分离不应只是政治表态，而必须成为明确的制度规范，通过立法或确立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作为防止权力滥用的制度性防火墙。
他补充，限制首相任期，是防止权力的“时间性垄断”；而分离首相与财政部长职权，则是防止权力的“结构性滥用”。两者必须并行，缺一不可，否则所谓改革只是在修补表面，无法真正堵住制度漏洞。
在经济与民生层面，吴标生也欢迎政府决定将年营业额介于100万至500万令吉企业的电子发票措施展延一年落实，认为此举体现政府对中小企业处境的理解与务实态度，让商界有更充足时间进行系统调整与成本规划。
他指出，RM100 SARA援助金及STR援助金的发放，有助提升基层消费能力，间接带动本地市场与零售活动；而RM150开学援助金及华小拨款增至8000万令吉，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家庭负担，有利于教育体系的长期稳定发展。
不过，他强调，人民真正需要的并不只是一次性的援助措施，而是一个不会再被少数人操控、不会再被系统性掏空的国家财政与治理体系。
“如果连公司治理最基本的分权与制衡原则，都无法落实到国家治理层面，那么无论喊得多响亮的改革口号，都难以让人民真正安心。”吴标生直言。